宦海浮沉悲凉客 艺登绝顶育后人
世人都喜欢赵之谦什么？
初见赵之谦画像时，我内心是充满不屑的。但若是讨论近代书画篆刻艺术，这位“海派”的开山鼻祖是绝对绕不开的，在中国近代艺术史上，赵之谦称得上是一位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关键人物，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影响会愈发深厚。他在诗书画印上的成就可以说是令人咋舌，不过更令人咋舌的是他这极富戏剧的一生。古来文人都是追求功名利禄为主，诗书画印乃是附属，鲜有另辟蹊径者，当然嵇康、倪元林、邓石如这样的大家除外。在官本位的古代社会，多数被后世称之为“艺术家”的人，都是当时在朝廷谋得一官半职或是官居丞相、位列三公之人，所有的抱负都必须通过这样一条路去达成，所以科举入仕，可以说是平头百姓扭转家庭地位的唯一途径，毕竟在士农工商的年代，艺术家可连等级都排不上。
贫穷带给邓石如的是深刻反思，他厌恶科举、厌恶官场，在他的人生追求里，放纵于山水之间，肆意逍遥，潜心创作艺术以此为生便足以。然而，赵之谦却不这样认为，他曾说，“令我一生刻印赋诗学文字，固天所活我，而于我父母生我之意大悖矣”，这是天才的自负，也是一生悲剧的根源。大抵是天才总是喜欢折腾，越是痛苦磨砺，越是要奋勇向前百折不回。但，他可能从来不曾想到，正是诗书画印这些仅仅只能作为吃饭的本事让他永垂不朽。
赵之谦拥有很强的功名心，他希望能通过科举出仕，按他的聪明机智、以他的才华按理说应该是轻而易举的走上自己希冀的道路，但命运之神似乎在跟他捉迷藏，他在看似易如反掌的科举路上屡次败北，不过连考四次，也足见他的执着。才华横溢而又屡试不中，使他承受着更多的心灵苦楚；他极度可望自由却又不得不面对现实，忍受着无法摆脱的捆绑与束缚；这便是他穷苦一生的悲剧所在。
早在上学的时候就听老教授讲，我们现在所看见的画像很多都是后人根据个人传记一类的读物给绘制的。即便如此，我也是相信每一位画师在绘制之前都是熟读人物传记、饱听人物事迹的，对所要绘制的人的精神风貌应当是把握得很好的，毕竟艺术家不似帝王将相，应当不存在美化或者丑化之类的。邓石如画像可以说是极好的体现了他的高古精神，说是仙风道骨也不为过。可赵之谦的画像，除了这坚定的小眼神，活脱脱一脸算计啊。肉呼呼的脸庞，两撇小胡子，不显可爱反倒透出满面怒气，索性便不再看。闭上眼睛回想赵之谦的一生忽然又释怀了，他这一生跌宕起伏，极尽折腾，若还是一副超然出脱的模样，恐怕就不是那个让人又爱又憎的赵之谦了。爱他天生我才，凭这诗书画印便可纵横一生；憎他明明可以靠才华吃饭，偏又热衷于追名逐利。
祝允明有“枝指山”、“枝山道人”两方印，因其右手生六指；徐渭有“秦田水月”印，借以隐喻自己名字；郑板桥“恨不得填满了普天饥债”的印章，似乎又让我们听到这位父母官对民间疾苦的声声叹息；汪士慎一目失明后，作画用的章竟是“尚留一目看梅花”。这些印章精辟生动，表达了画家自己的出身、经历和处境，令人读之如见其人。印章，对于艺术家来说是非常微妙的物件，它的存在不仅仅是为一幅作品画龙点睛，亦或者告知所有权，它更多的时候是体现艺术家的人文情怀、精神风貌。说到这，赵之谦有两方印是不得不说。其中之一便是“悲庵”，从字面意思来看，就知这必定是一个悲伤的故事。赵之谦是个十分善良的人，有钱没钱都在以自己的能力帮助别人，交朋友真诚豁达，但唯独，对于他的妻子，他是亏欠的。是的，是亏欠，不是辜负。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一个肝脑涂地的女人。老祖宗的话，总是有道理的。
1848年，赵之谦19岁，这时候的赵家已经没落，且赵之谦的脾气有些孤傲，他自己都说“余少负气，论必疵人。乡曲皆恶，外舅及之。”本来以这样的条件来看，想要娶个知书达理的姑娘，是不可能的。但默庵先生十分赏识他的才华，便让女儿范敬玉与他成婚。赵之谦的这位妻子在家时曾随其父读书，遍读五经四书，喜为诗，写字亦佳。赵之谦《亡妇范敬玉事略》中也说到妻子六岁时求父授书的事。在封建社会，女子常被“无才便是德”教导，范敬玉能在封建枷锁里摆脱禁锢，习书写字也是难能可贵的。且范敬玉常鼓励丈夫 “不在科名上图幸进，要在学术上开先路”。这在当时，不仅是有才华，更是有见识。婚后俩人生活虽然艰苦，但彼此相濡以沫，伉俪情深。范敬玉对赵之谦更是关心体贴。动乱时代，哪里有什么岁月静好，这对苦命的夫妻面临着重重磨难。22岁的赵之谦离家出游，并在杭州受到知府缪梓赏识。缪梓是赵之谦的“伯乐”，不仅识才用才，更在十余年的转辗间，把赵之谦从一个勤奋而有些天分的少年书生培养成了学富五车、精于吏政的专才，而赵之谦在金石篆刻领域的基础，也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和发挥。20多年后，他远赴江西任县令，在断案、筹赈、军事等方面表现出了相当出色的能力，也正是青年时期的这段学习经历为他积累了丰富的实际经验。而范敬玉则留在家中操持家务。看似留在家中少了奔波，但当时赵家捉襟见肘的境地，范敬玉的日子便是举步维艰，不仅要支持丈夫在外的活动应酬，又要照顾多病的公公及年幼的孩子，还得照应不知所踪的赵之谦的哥哥赵列的家人孩子。身上担子虽重，范敬玉却没有任何怨言，依旧是积极的支持赵之谦，这使得赵之谦在外奔波中少了后顾之忧，可以大江南北恣意的走。
1860年，太平军攻克绍兴，赵之谦家因战火被焚，亲友亦遭杀戮。范敬玉携女避难至母家，不久之后，年仅一岁多的幼女惠榛夭折，范敬玉肚肠寸断，不久遂病殁于绍兴娘家，年仅三十五岁。因战事影响，赵之谦直到两月以后才在福建得知妻女过世的消息。“我妇死离乱，文字无一存。惟有半纸书，依我同风尘。”、“今我不陷贼，生存非我喜。洁身对君父，负心与妻子”两个恩爱的人从此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接到家书，赵之谦悲痛欲绝，改号“悲庵”并刻“悲庵”一印，刻款云“家破人亡，更号作此。同治壬戌四月六日也。”。往事历历在目，那个不嫌贫贱不弃不离、在困苦时候给予鼓励的妻子却与他天人永隔，赵之谦选择了拿起印石，一刀刀刻下对亡妻亡女的思念，这方寸间是刻骨铭心的爱，是刀刀入心的痛，从此天地间，真真孑然一身渺茫无知了。
与吴昌硕、黄牧甫相比，赵之谦的篆刻作品数量上要少很多，而在他为数不多的篆刻作品中对妻子的哀悼之作占了很大一个部分。“悲庵”印之外赵之谦又连续刻了“如今是云散雪消花残月阙”、“家屋漂临长逝者皆不返矣”、“如梦方觉”、“我欲不悲伤不得已”、“苟全性命”、“不忍便用诀”“俯仰未能弭，寻念非但一”等印文寄托对妻女的思念。
另一方印便是“穷鸟”。他很穷，给自己刻了一个章，叫“穷鸟”，朋友江弢很喜欢，讨要一方，另一个朋友魏锡也喜欢，从江弢处借走，弄丢了，只好请赵之谦再刻一方。三刻“穷鸟”也算是江弢、魏锡曾跟赵之谦三个人的穷缘分了，这三个科场失意的大败将凑一桌，只有刻“穷鸟”的烂石头能让他们畅快。这种自嘲与欢乐，约摸也是那个时代有远大抱负的文人最悲凉的娱乐了。
赵之谦，这位有清以来的篆刻第一人，一生篆刻不到400方印，但已站到清代篆刻的颠峰，影响100多年的整个篆刻史。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家都深受其影响。赵之谦的印章不仅是吸取了“邓派”的“印从书出”，又将治印取法扩大到“印外求印”，其印新意百出、沉雄拙厚、浑茫朴茂，极具开拓能力，这种风格不同于任何派别又独树一帜，开辟了文人印章的新纪元。
可能人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有些东西反而会显得格外的突出。他写字作画，筹备银两，终于在1872年，凑够了捐纳所需的数千两银子，以国史馆誊录议叙知县的身份离开京城，开启了他这浮沉的12年宦海之旅。因为是捐来的官，所以凡事都是要靠等，当时全国1729个县，他便给自己的书斋取名为“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这时期的赵之谦可以说是穷困无二。
一直到光绪四年（1878年），赵之谦才补缺赴任，当上了南昌府靖安县的县令。可做官之后他又没那个贪污水平，他比同时代绝大多数官僚的发财“智慧”差太多。他认为是去的地方不好，想着风水轮流转，总有天能去个好地方，果然，他等到了一个肥缺，鄱阳县。可是他去了，水灾又来了，当地财政大半打水漂。不知道他当时心里是否在感叹自己时运不济。先后又奔劳几地，这位身在底层的父母官深深的感到了这个官僚体系的恶意，这种黑暗波谲的体制，并不是像他这样的人就能扭转的。但在这为官的时日里，除去为百姓做出的实事以外，其最大成就是艺术方面的突飞猛进，他心手相融，勇于开拓，打开了艺术史上的新格局，这恐怕也是他在这宦海浮沉里最大的快乐。
清代碑学给后人提供了一整套全面学碑的书法创作新模式，邓石如是开其先，最后的接力棒乃是由赵之谦完成。邓石如后，学邓石如的人多如牛毛，其中不乏包世臣、吴熙载这样的佼佼者，但是，能入还得能出，在邓派的基础上衍变出一种新的艺术风格，赵之谦无疑是最优秀的。
包世臣可以说是“邓派”的追随者，一生不遗余力宣传“邓派”，理论颇丰，各地反映激烈。不难看出，赵之谦的书法受邓石如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其用笔深沉内敛与“邓派”相似，但赵之谦将它完美的运用到了行书之上，从这一点上来说，弥补了邓石如生前未能所尽。
清代花卉画的发展与碑派书法关系巨大。清中叶以后，金石学入画越来越受到追捧，但以印入画，赵之谦首当其冲。不过他的绘画俗气未尽，这也是艺术上的一种缺憾，但正是因为这种缺憾显现出一种人格上的伟大。他想做官，是骨子里的倔强，只有做官才能做好官，才能为人民大众服务，他的爱国情怀以及关心民间疾苦，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很多人说他的画俗气，多的是牡丹富贵明艳之色，充斥着浓浓的市侩意味，但正是这未能消除的俗气，正好证明他是一个入世之人，这才是一个充满理想抱负的人啊，人人都袖手旁观，国家就没有希望了。这种俗，正好是时代精神、时代气息的展现，后来学赵之谦的吴昌硕、齐白石不正就在他这种“俗”里幻化出一生的艺术风格，所谓大俗大雅，当是如此。如果说谋取更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满足是庸俗的话，这个世界越成功的人越俗透顶。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做官作艺何曾殊，都是一样呕心沥血的奋斗探索，物质与精神共同铸就了人这一生的价值。赵之谦同那个时代落魄文人一样，都在科举制度里绞尽脑汁，但他又不一样，因为他留下了与这个世界永远不会失去联系的结晶啊！
当我再一次翻开了赵之谦的画像时，这一次，我看到了另一个他。眉宇间的傲气，眼神里的坚毅不拔，而那种小算计，可以说是在长年的生活形式所逼迫下形成的无可奈何，他是天才，是开山立派的一代宗师，但他同时也是封建社会里的劳苦大众之一，即便如此，他仍旧没有丢却内心的善良仁厚与梦想，即便后来者都嗤之以鼻的认为他在作死折腾，但他如此鲜明的形象，不正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读书人的真实写照吗？在那多灾多难的时代，在底层挣扎奋斗的毅力，顽强、仁厚的意志，不正代表着几千年来劳动人民最优秀的品质！
一次次的品读赵之谦的一生，也在一次次的懊恼自己的无知。他是庸常的读书人，一辈子没跳开封建科举制度的藩篱；但他有足够的勇气与智慧，坚韧不拔。也正是他的勇气与智慧，才让他在艰难困苦的生活里活出一片阳光，这片阳光引导着中国书画篆刻艺术的又一次起航。这飘摇的一生所留下的终归能有后来者在触目的一瞬间，泪流满面。
赵之谦 (1829年-1884年)，中国清代著名的书画家、篆刻家。汉族，浙江绍兴人。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撝叔，号悲庵、梅庵、无闷等。赵之谦的篆刻成就巨大，对后世影响深远。近代的吴昌硕、齐白石等画家都从他处受惠良多。
在晚清艺术史上，赵之谦无疑是最为重要的艺术家之一。在绘画上，他是"海上画派"的先驱人物，其以书、印入画所开创的"金石画风"，对近代写意花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书法上，他是清代碑学理论的最有力实践者，其魏碑体书风的形成，实得碑派技法体系进一步趋向完善，从而成为有清一代第一位在正、行、篆、隶诸体上真正全面学碑的典范;在篆刻上，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广为取法，融会贯通，以"印外求印"的手段创造性地继承了邓石如以来"印从书出"的创作模式，开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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