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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世谋生终有疏 携诗伴酒枕山林 ——浅谈白阳山人陈淳的恣意一生

文/胡越

陈淳,号"白阳山人",在第一眼的记忆里,陈淳不像徐渭那样容易让人记住。大抵是行为乖张的人,才总是让人过目难忘。陈淳这一生无奇得让人不知从何说起,他没有屡试不中节节颓败,没有家徒四壁六亲全无,没有冤狱横生无端招祸……他不像赵孟頫、王铎这样生逢乱世命途多舛,在痛苦的人生逆境里开出灿烂的艺术之花;也不似唐寅、徐渭这样时运不济不受当权者赏识,在凄苦潦倒里破茧重生,终至佳境。

没有坎坷际遇,这大概也是陈淳最大的奇点,在温室里打开新局面,开创大写意花卉画的历史新风貌,凭借自身超然的艺术水准在中国美术史上立稳脚跟,与徐渭并称"青藤白阳",这可以说是中国美术史上的一股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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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淳   《秋菊有佳色》

陈淳是标准的富家子弟。他出生在一个文人士大夫家庭里,他的祖父陈璚(1440-1506年),工古文辞和诗,官至南京左副都御史,家中收藏颇多名家书画。他的父亲陈钥(1464-1516年)为陈璚次子,一生未曾仕宦,精究阴阳方术。陈氏为吴县富饶大族,陈璚与同乡王鏊、吴宽、史鉴、沈周等人交游密切,沈周屡有画作赠与陈璚。陈钥与文徵明为通家之好,相交二十余年,情谊笃厚。陈淳“既为父祖所钟爱,时太史衡山文公有重望,遣从之游,涵揉磨琢,器业日进,凡经学、古文词章、书法、篆籀、画、诗咸臻其妙,称入室弟子”。陈淳既有家学渊源,又师从文徵明学习诗文、书法、绘画,并且与江南著名文士和书画家交往,如祝允明、徐霖、许初、袁尚之、蔡羽、唐寅、邢愿、汤珍、谢时臣等人,同时他和文徵明的学生和子侄、文友等过从密切,如王守、王宠兄弟,陆治、王穀祥、文彭、文嘉、文伯仁等人,比他小许多岁的彭年、居节和朱朗等人也与陈淳有交往,并每每在陈淳书画作品的题跋上,表露出对他的赞慕。不仅如此,崭露头角的陈淳还被选补邑庠生,“时流推高,令誉日起”。许多年长名士都引为忘年交,如他甲戌(正德九年,1514年)所画的一幅《湖石花卉图》扇面上,就有唐寅、祝允明、邢愿、文徵明诸名家题诗(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陈淳生活在文化气息浓厚、人才萃集的苏州地区,他的艺术成长与吴门画派的兴盛是密不可分的。吴门画派是明代以地域为特征的最大的文人画流派,而陈淳则是吴门画派发展到鼎盛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画家之一。他的出现在吴门画派的发展中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但陈淳早期的艺术风格是拘泥于文征明的艺术风格的,陈淳20至30岁这段时期里,与文徵明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他们相处融洽,经常一起郊游、宴饮、唱和,并与文氏的门生和文友交往密切。他的书法和绘画明显地受到文徵明的熏陶。与此同时,他对祖父的至友沈周亦心仪手追,反映在他早期的花卉画上,技法不脱文、沈两家法门。

《万玉图》.jpg

陈淳   《万玉图》

正德十一年(1516年),陈钥去世,陈淳“哀毁过礼,葬祭如法,既免丧,意尚玄虚,厌尘俗,不屑亲家人事,租税逋负,多所蠲免,而关石簿钥,略不訾省。日惟焚香隐几,读书玩古,高人胜士,游与笔砚,从容文酒而已”。陈淳遭丧父之痛,情绪趋于消沉,转而追尚玄学,沉溺于诗酒文会。

在这个时期里,他的个性、人生观、价值观产生了突变,成为陈淳书法变革和独创新风的原动力,与文徵明的分裂又从客观上为其提供了自由的空间。但与此同时,他面临着家族的衰败,其父陈钥未入仕途,又热衷于阴阳方术,不谙生产理财,而陈淳生性疏旷,潜心艺文,也非理家的良才,父亲的亡故,犹如大梁倾圮。对于他而言,最好的方式是入仕。大约在守丧三年之后36岁时,得到一次援例“贡监”进入太学的机会,于是北上京城,入国子监修业。按明代国子学之例,大约需四年时间才能卒业,因陈淳书法精良,得到大学士杨廷和与大冢宰陆完等的赏识,“欲荐留秘阁”任职。然而秘阁乃是翰林院所属秘书监掌管内府书籍的部门,无非是掌管整理图书和誊录典册诸事务,无法施展政治才干,这与陈淳济世的理想和艺术家的豪放不羁的性格是相背的,于是他加以婉拒而南归苏州。虽然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才华不得赏识,转而选择另一种生存方式,但陈淳这样恣意潇洒的性格未必就适合官场的阿谀奉承、惺惺作态,幸好他有着富家子弟的优越感,没有入仕才能改变一生、光耀门楣的观念,果断弃官归乡,否则,吴门画派便少了一位中流砥柱。陈淳在《还乡》诗中写到“触热临葑溪,欣然晓尘鞅。小舟舣溪侧,忙呼就攀上。且将嬴惫躯,脱此罪业网。”诗中隐约流露出对官场险恶的畏惧和厌恶,他怀着并不懊丧反而欣然的心情逃脱出罪业网,回到家乡。

【 明 陈淳 《昆璧图》 】轴,纸本,80.1x34.8cm,1543年作,台北故宫博物院藏。.jpg

陈淳作品

但此时的陈家,仅存庄田数顷,已不如从前可以挥霍。官府赋税的峻重和管家的贪枉,他的家业在数年间已是损蚀大半,他若不入仕,就只能依靠不多的课田收入维持生计。即便如此,他也未曾丢弃初心,反而看清现实,理性选择,这样强有力的自控力与决断力,是世人难所及的,至少他的恩师文征明在入仕这一点上,是有所不及的。

有一点争议是不得不说的,非常多的评论里都提到陈淳与文征明师生反目,而其中缘由却众说纷纭,其中文征明待诏事件,被认为是两人价值观不同而决裂的最重要因素。毋庸置疑,价值观有所不同一定会造成一些矛盾,但是,不是每一种矛盾都是以老死不相往来收场。陈淳的性格可以说是淡泊旷达,放逸不羁,但是又非常具有原则性,陈淳虽是富家子弟却不沾染恶习,遵从礼法。所以,当他的人生观与价值观遭遇冲击之时,他会选择摒弃远离这样的冲撞。据说陈淳在家宴请文征明,歌舞毕集,文征明见况正色欲罢席。陈淳非常生气,自此不作细楷字。人与人的交往中自然会有矛盾,因此小事而反目倒也不至于,陈淳父亲病故后,陈淳心哀,两人交往不如以往频繁,加上陈淳入太学,嘉靖三年毕业以后才返回吴地,然而,嘉靖四年文征明赴京待诏。所以,由时间上算去,他们有11年未曾见面,直至嘉靖六年文征明辞官回家,陈淳前往拜访。陈淳多次表示“孤鸟念旧林”,表达师友之间的怀念,这更体现陈淳在人情世故面前的率性;而文征明在欣赏陈淳画作之时,也多次表达衷心赞赏,足见其人品。所以,他们之间有一些相处上的矛盾是真,反目却不实,他们交往的频率疏密并不能证明关系的亲疏,当时交通的不便利且各自忙于事务,以至于见面减少,并非反目。都居吴地以后,陈淳与文徵明往来频繁,他在一则题《文徵明山水卷》中道“余幼人太史门墙,才德倾动海外,书画冠绝古今,日无虚刻,笔无草率!”署名“门下士陈道复”。从题款来看,对业师仍然敬仰不已,并无慢怠之意。同样文徵明题陈淳最晚年甲辰(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所作《“观物之生”花卉卷》中,也是赞誉有加:“道复游余门,遂擅出蓝之誉,观其所作四时杂花,种种皆有生意,所谓略约点染,而意态自足,诚可爱也!”(无锡市博物馆藏)两人虽然有一时之疏隔,艺术上各立门户,但是师生的情谊和艺术上相互推崇的坦荡君子之风依然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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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淳作品

回到家乡的陈淳并未居住在城中,而是选择郊外灵岩山旁筑五湖田舍,植茂林修竹,过起隐士的生活。陈淳的性格是极好的,他没有偏执,也清楚知道自己“济世无术,谋生欠缘”,抱着儒家退则独善自身的信念,淡泊名利,安贫乐道,寄情山林,就如他写诗所说的:“平生自有山林寄,富贵功名非我事。竹杖与芒鞋,随吾处处埋。”“世态等之薄,人情学水忙。岂知百年后,勋业总微茫。”隐居时期的陈淳,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在乡间山林的生活环境里,感受着自然万物之美,满怀激情地歌咏生机勃勃的花鸟世界。他对书法和绘画艺术倾注极大的热忱和心力,藉以抒发自己的心志和性情。

陈淳与文征明性格上差别很大,所以陈淳的艺术风格一定会摆脱文征明的束缚,走向另一条道路。自40岁直至55岁的十余年间,他逐渐磨砺出自己的风格面貌,但陈淳的花卉和山水画能够完全突破师规,别辟门径,是和文徵明的早期教导以及吴门诸画友的相互熏染有密切关系的。

在陈淳早期的艺术风格里,有很浓厚的文征明的艺术特色,隽秀不俗但却带着一丝拘谨。中期的陈淳一直在求变,但这种变化是并未形成自己独立的风格,这个时期的书法、绘画都显得温雅柔和。直至晚年时期,50余岁的他艺术臻于纯熟和自如的境地,其花鸟作品自然机趣,浑然天成,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秋江清光图》,紧扣“秋江”二字,撷取枯荷、芙蓉、芦苇等具有季节特征的折枝花草为主要题材,辅以翠鸟、家鸭,写出一派秋天的气象。荷叶用藤黄带墨点拓,表现枯的质感;芙蓉用花青点叶,淡墨写枝,花用淡墨双钩填以淡红;鸭子用破笔皴擦,毛羽蓬松。笔法秀劲,色调清淡,构图疏朗,深得秋天的神韵。他的写生画,一花半叶,淡墨欹毫,自有疏斜历乱之致,他的泼墨之功,往往见于烟云之中,山水画又水墨淋漓,满纸氤氲,即便是仿米芾山水,却又自有意趣,笔法奔放简练,抒发闲适恬淡的文人生活情趣,表达其追求平淡天真的意境,像这样水墨写意的山水画,在当时文人画中亦具新意的。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画牡丹》,画中设色牡丹一枝甚清雅,用没骨法,笔意活泼而不失稳静,有写意之机趣。可惜颜料日久褪色,故觉稍淡,然而无损其精研。落款行书疏斜横逸,沉酣飞动,与绘画相得益彰,尤为可宝。这幅作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的作品可以说是陈淳晚年得意之作。陈淳作画爱题诗,诗书画结合,进一步丰富了文人写意花鸟画的思想意境,开创了清新隽雅的一派风格。比如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万玉图》,画作清雅,咄咄逼真,曲梅一枝,枝上开满白梅,似白玉万颗,耀眼夺目。在吴派画家中,陈淳可以说是超群不凡,自成“白阳”一派,对后世影响颇深。

陈淳《致前江先生尺牍》纸本草书 23.4×33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jpg

陈淳   《致前江先生尺牍》

他的晚年生活从诸多题诗来看,是相当清苦的,不多的田产似乎难敷生计,“江湖本寥廓,岁晚益凄清。风云应候来,鸿雁亦飞鸣。遐思不可举,对酒还自倾。白发满头颠,下笔浑无成。家贫愧妻孥,身残惭虚名。沦落非所耽,聊尔殉闲情。”即便如此,陈淳的书画作品大多也馈赠给友人,或应酬唱和之作,当然也不乏自娱抒怀之篇,然从“笔砚不疗饥,何如把犁锄。若复舍其田,我计真成疏”的自述来看,在生计缺乏之时,也会以书画换取润资补贴家用。这种以书画作为商品交易的情况在吴门唐寅、文嘉、钱穀等人那里也存在,这说明文人画家已逐渐摆脱纯粹以画自娱的观念,或多或少地也把它视为一种谋生的手段,这对于画家努力开拓新风格也是一种潜在的动力。

生活虽然清贫,但并没有消蚀他热爱自然、热爱艺术的心志,他携诗伴酒隐居山林,枕清泉而居,潇洒恣意。“每耽山水兴,倚棹对秋林。若问尘中境,浑忘世上心。”“吴淞江上老迂疏,自笑年来活计无。只有砚田耕未了,好花还向笔端锄。”他孜孜不倦,心田笔耕,留下了大量书法绘画作品,达到创作的高峰期。陈淳晚年书法和绘画都卓然自成一家,誉满江南。“片褚尺缣,人争购之,求请者日趋姚江,帆揖相望也”。

 徐渭与陈淳,他们都同以草书入画,将草书笔意融入写意花卉中,继而开创大写意花卉画的历史新风貌。但他们的风格完全是不一样的。如果说徐青藤的艺术是狂狷恣意,那么陈淳的艺术便是自然机趣。徐渭的狂诞是别人学不会的,毕竟没谁愿意那么痛苦一生。而陈淳却是理性柔和的,这与徐渭的狂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青藤的恃才傲物与世俗的格格不入,造就了他荒诞的悲剧色彩。比起徐渭的一生,陈淳显得安静得多。不得不说陈淳是智慧的,他在人生的分岔路口果断抉择,才有了这岁月静好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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