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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奴”为“印丐”塑时代之像

文|张

在吴昌硕所刻的众多印章中,有两方印非常值得玩味。一方为“画奴”,一方为“印丐”。任伯年因整日为画所累,自号“画奴”,吴昌硕为其刻的一方印,边款曰:“伯年先生画得奇趣,求者踵接,无片刻暇,改号‘画奴’,善自比也。”而“印丐”则是1884年吴昌硕为自己取的号,并刻成自用印。这两方印体现了两个人都认为自己是以画印谋生的丐奴。二人年龄、出身不同,却惺惺相惜,任伯年为吴昌硕所作画像有八幅之多,他被对方的才情所倾服,交情莫逆,而二人的艺术也多受到对方的影响。本文试图对任伯年为吴昌硕所作画像进行梳理,进而剖析两位海派巨擘的世纪性交往,以及对近现代中国画坛的影响。

任伯年,初名润,更名颐。是海派早期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一位。他的花鸟、人物、山水无一不精,尤以人物画之造诣最为突出。少年时期他受到父亲的传授,掌握了民间写真术,多用流畅的线条去描绘周围的朋友。后来他被任薰收作徒弟,开始大胆勾勒颇为接近的对象进行绘画创作,笔法还近取陈洪绶、华喦,兼工带写,别出心裁,徐悲鸿先生赞誉其为“仇十洲以后中国画家的第一人”。在长期以注重“气韵生动”和“以形写神”为指导思想的中国画坛中,任伯年的这种敢于以“写实主义”的手法表现人物肖像,无疑为晚清中国画坛多以软绵无力的仕女画风气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他塑造了各种清末时期人物的惟妙惟肖、神形兼备的肖像作品,可以说任伯年的人物画是中国传统人物画向近现代人物画跨越转变的里程碑。

任伯年一生曾为吴昌硕画过不少肖像画,单以其为创作题材的作品有八幅。按照时间顺序作品有:《芜箐亭长小像》(1883年)、《饥看天图》(1886年)、《棕荫纳凉图》(1886年)、《酸寒尉像》(1888年)、《蕉荫纳凉图》(1892年)、《山海关行军图》(1895年)、《棕荫忆旧图》(1895),还有与王一亭合作过的《吴昌硕相》(1895年)。或许还有一些没被保留或是未被公开的手稿、作品之类。但从这仅存的8幅肖像作品,也可看到任伯年肖像画成熟期的艺术特点。

任伯年和吴昌硕相识于光绪九年(1883)元月。当时四十岁的吴昌硕因公赴津沽,在上海候轮期间,他经高邕介绍,初次在“颐颐草堂”里拜望了慕名已久的海派书画翘楚任伯年。[ 吴昌硕年表]当吴昌硕向任伯年提出学画请求时,任伯年要他先画一张来看看,吴昌硕拿起画笔蘸上色墨,随意的画了几笔。任伯年见他落笔非凡,笔墨劲挺浑厚,不禁拍案叫绝,“你将来在画上一定会成名。”吴昌硕以为玩笑,不料,任伯年却认真地说:“即使从你现在的笔墨功夫看,已经胜过我了。”自此,吴昌硕正式开始作画。虽然吴昌硕曾自言“予三十始学诗,五十岁始作画。”[吴昌硕《缶庐集》,见吴先民《吴昌硕和他的师友们》引自刘海粟、王个簃等主编《回忆吴昌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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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伯年 《蕉荫纳凉图》(吴昌硕像)

任伯年为吴昌硕所画的第一幅画像《芜菁亭画像》就作于见面的那一年二月。画中吴昌硕身着长衫,席地而坐,双手放入袖中,目光炯炯有神,气质温文尔雅,又若有所思。画面右上方是吴昌硕的另一师友杨岘隶书题:“芜菁亭长画像,藐翁岘山为仓石先生题记。”钤白文印“臣显之印”。左上题行书两行:“芜菁亭长四十岁小影,癸未春三月山阴弟任颐写于颐颐草堂”,钤白文印“山阴任颐”,右下角钤朱文压角印“颐颐草堂。”任伯年将吴昌硕置于一片空空的景中,只有两棵树和漏出一小部分屋顶的空亭,给人一种寂寞荒凉之感。这也正是任伯年的深意。吴昌硕三十多岁时从故乡迁往安吉城里,他的新寓所有一个小园子,园中草木丛生,无人修葺,遂名为“芜园”。吴昌硕精心打理园子,修竹植梅,在这里写字画画,现在要离家外出,难免伤感与矛盾。1881年,吴昌硕作《别芜园》,在诗中他叹息到:“读书愧未成,好古竟何取?男儿好身手,何不拔剑舞?区区谋一饱,坐受众人辱”。透露出对于选择艺术,还是仕途的几分彷徨。

1886年11月,吴昌硕从苏州来到上海。这时吴昌硕一直所从事的多是跑腿的工作,属于勤杂人员,非常辛苦,生活也很窘迫。这年他曾作《墨梅图》,其款识云:“鸡虫得失无可忧,人生天地真轻游。眼中羡尔守梅鹤,饮水独立高千秋。丙戌二月六日雨窗作于亦难双室仓硕。”体现了其苦闷的心情。同月,任伯年为吴昌硕画了《饥看天图》,肖像采用没有背景的中国传统的绣像形式,只用简单的笔墨传达人物内心世界。画中吴昌硕身着长袍,眼望侧方,眼神悲愤,双唇微撅,两手背后。画上款题:“昌硕先生吟坛行看子,光绪丙戌十一月山阴任颐。”吴昌硕自题诗道:“造物本爱我,坠地为丈夫。昂昂七尺躯,炯炯双走胪。胡为二十载,日被饥来驱。频年涉江海,面目风尘枯。深抱固穷节,豁达忘嗟吁。生计仗笔砚,久久贫向隅。典裘风雪候,割爱时卖画。卖画犹卖田,残阙皆膏腴。我母咬菜根,弄孙堂上娱。我妻炊扊扅,瓮中无斗糈。故人非绝交,到门不降舆。见笑道旁谁,屠贩须鬑鬑。闭门自斟酌,天地本蘧庐。日月照我颜,云雾牵我裾。信天鸟知命,人岂鸟不如。看天且听天,愿天鉴我愚。海内谷不熟,谁怜流民图。天心如见怜,雨粟三辅区。贱子饥亦得,负手游唐虞。”杨岘见任伯年生动传神地把吴昌硕的境遇、遭际刻画得入木三分,也在画上题了一首诗:“床头无米炊无烟,霄间首无看囊钱。破书万燎卖不得,掩关独立饥看天。人生有命岂能拗,天公弄人示天巧。臣朔纵有七尺躯,当前且让侏儒饱。”任伯年通过多年对吴昌硕的深入了解和依靠他的视觉记忆,吴昌硕文人酸楚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后来这张画像一直藏在西泠印社题襟馆里的众石刻中。

1887年,吴昌硕在友人资助下捐升上海县丞。一度移居上海,居住吴淞、浦东等地。这一年任伯年为吴昌硕画了《棕荫纳凉图》。款识:“罗两峰为金冬心画午睡图,饶有古趣,余曾手临数过。今为仓石老友再拟其意。光绪丁亥六月,伯年任颐记。”说明此画得益于罗聘所画《冬心先生蕉荫午睡图》,金农当时是罗聘的老师,作画时相差近五十岁。画的是蕉荫之下酣然梦蝶、颐养天年七十岁老翁——金农。与金农和罗聘所不同,吴昌硕与任伯年虽然也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但二人年纪相仿,都处在人生的盛年。画中吴昌硕幕天席地、袒胸露肩在棕荫下纳凉,倚着琴书,手执蒲扇,身姿放逸,鞋子被甩到一边,若有所失的望向画外。看画中人的状态,并不是颐养天年、安然闲适之意,更多的意在于十丈红尘中小憩片刻,棕荫疏影下暂取一片清凉,然后整顿行装重新上路。可以体味在这晚清时期,政局动荡下的画家既洒脱又无奈的人生实况的记录,这样似乎更近于情理。从此画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任伯年画人物画,构图停匀,布置得当,用笔施墨紧松适度,设色敷彩随情布施,朱红青赭间出而不杂。画中又有杨岘题跋:“脱衣箕坐摇大扇,第一人闲逭暑方。却怪少陵不晓事,簿书堆里去追凉。老椶一株高出群,粗根大叶苍然筋。老夫拟共树底坐,闲看天边飞热云。束带发狂欲大叫,簿书何急来相仍。少陵莒热诗也。丁亥夏,炎蒸特甚,适苦铁道人自申江归,出任君伯年画行,看子见视,神情酷肖,尤妙在清风徐徐从纸上生,顿觉心肺一爽,如服清凉散,技至此可谓神矣!画后尚有余纸,苦铁属题记,因缀以诗,老笔颓唐,勿咲勿责,则幸甚。六月六日,翁弟岘。”

任伯年所画吴昌硕的肖像画,都从不同的生活侧面,或工或写地刻画了他所了解的吴昌硕,生动描绘出他当时的境遇、志向和性格。吴昌硕很多人都画过,但是大多都太过于写实,只有任伯年画的是他所理解过了的吴昌硕。正如潘天寿先生所说任伯年,“由于环境的影响,吸收了西洋的东西,注意形体结构,重视神情的表现,他的写生造型能力也很强,写生是默记的。据说他画人物写生,观察对象的时间很长,而下笔则很敏捷,这种写生方法,是值得我们很好学习和效仿的。他善肖像画,也由于当时的欣赏习惯不同,人物的形体都画得稍长一些,头的比例也刻画,面部不擦明暗,只用几根简练的线条,概括对象的形体特征,这种表现方法,既有传统的笔墨,又吸收了西洋画的优点,既刻画了人物的神情,又表现了人物的形体结构,很有新意,艺术的格调也很高。”对比任伯年1888年给吴昌硕所画的《酸寒尉像》,刻画了人物的神情,又表现了人物的形体结构,他以墨骨法大块晕染形体,将吴昌硕斯时心灰意冷于宦情仕途的身姿与情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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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伯年 《寒酸尉像》(吴昌硕像)

1888年的盛夏,吴昌硕被举为苏州小吏,任伯年去看望他,正巧吴昌硕刚从县衙回来。吴昌硕一袭官服,满是疲惫,便让任伯年为自己画像。这时的吴昌硕虽为小吏,也没什么地位,时时都要谨小慎微。任伯年抓住了吴昌硕此时的矛盾心理,将其拜别客人拱手相迎的窘迫形象跃然于纸上。《酸寒尉像》中吴昌硕头戴红缨圆官帽,身着葵黄色长袍,外罩乌纱马褂,脚穿官鞋,双手合拢作拱状,面容愁苦,小心翼翼、谨言慎行的县衙小吏形象呼之欲出。这些外貌特征都体现了吴昌硕当时的社会地位和矛盾的内心世界。看着这张画像,吴昌硕想到自己饥寒交迫,辛苦奔走,如泣如诉题诗道:“达官处堂皇,小吏走炎暑。束带趋辕门,三伏汗如雨。传呼乃敢入,心气生慑沮。问言见何事?欲答防龃龉。自知寒酸态,恐触大府怒。怵惕强支吾,垂手身佝偻。朝食嗟未饱,卓卓日当午。中年类衰老,腰脚苦酸楚。山阴子任子,鼎腕力可举。楮墨传意态,笔下有千古。写此欲奚为?怜我宦情苦。我昔秀才时,食贫未敢吐。破绽儒衣冠,读书守环堵。愿言窃微禄,奉母有酒脯。铜符不系肘,虚秩竟何补?枉自刻私印。山石遭凿斧。名留书画上,丹撰粲龙虎。回思芜园里,青草塞满圃。咫尺不得归,梦倚故园树。驱众强奔驰,低头让侪伍。如何反遭妒,攻击剧刀弩。魑魅喜弄人,郁郁悲脏腑。拂壁挂吾像,饮之以薄醑。顾影釂无数,兀然自宾主。权作醉尉看,持杯相尔汝。”此诗既是诉苦,也是自嘲。画名中“酸寒尉”是吴昌硕此时的自称,出自唐代诗人刘叉《答孟东野》“寒酸孟夫子”一句。他还自己刻了一方白文“酸寒尉印”。该作右上款署“酸寒尉像。光绪戊子八月昌硕属任颐画”。左侧又有杨岘的大段题识:“何人画此酸寒尉,冠盖丛中愁不类。苍茫独立意何营,似欲吟诗艰一字。尉乎去年饥看天,今年又树酸寒帜。苍鹰将举故不举,站站风前侧两翅。高秋九月百草枯,野矿无粮仗谁伺。老夫老矣筋力衰,丑态向人苦遭弃。自从江干与尉别,终日昏昏只思睡。有时典裘酤一斗,浊醪无功不成醉。尉如盐雍我如堇,不登嘉荐总一致。尉年四十饶精神,万一春雷起平地。变换气味岂能定,愿尉莫怕狂名崇。英雄暂与常人伦,未际升腾且拥鼻。世间几个孟赛野,会见东方拥千骑。苦铁道人正,七十叟杨岘题。”杨岘的题识讲去年任伯年绘《饥看天图》,今年又画《酸寒画》,很耐人玩味。

1892年夏,任伯年又为吴昌硕作《蕉荫纳凉图》,风格又是一变。画家选取了吴昌硕坐在竹榻上休憩时的情景作画:上半身袒胸露臂,身体微微左倾,左臂支撑在一堆古籍上,手中悠闲地拿着芭蕉扇,左腿架在右腿的膝盖上,两眼平视前方。吴昌硕真挚坦率、无拘无束的神态跃然于纸上。在人物的形象刻画上,任伯年用笔墨传神地表达了对形象的真实感受,生动地再现了吴昌硕形体本身的特征,夸张但不失真实,如光光的脑袋、胖胖的身躯、圆鼓鼓的肚子等特征,流露出生活劳累和精神摧残的痕迹,以及人物负担沉重与精力衰退的性格变化。双目勾勒皴擦,浓淡深浅,运用得恰到好处。背景以绿芭蕉为衬托,线条爽利,以细线勾勒,后以花青敷色。人物的点染与芭蕉的细勾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可谓任伯年的经典之作。画面无作者题款,只在画面左下角钤印“伯年长寿”白文方印。从画面右上角吴昌硕光绪甲辰(1904年)七月的题跋,可见此时任伯年已离世九年,看来此画画毕之后并未及时送予吴昌硕。正如光绪丁未(1907年)郑文淖题跋所言:“岁久沦轶,今忽得之海上,当有吉祥云,护之者,爰为题记,以识淸异”。吴昌硕倍加珍爱此画像,以篆书题五言古诗云:“天游云无心,习静物可悟。腹鼓三日醉,身肥五石瓠。行年方耳顺,便得耳聋趣。肘酸足复跛,肺肝病已娄。好官誓不作,眇匡讹难顾。生计不足问,直比车中布。否极羞告人,人面如泥塑。怪事咄咄叹,书画人亦妒。虽好果奚贵,自强自取柱。饮墨长几斗,对纸豪一吐。或飞壁上龙,或走书中蠹。得泉可笑人,买醉一日度。不如归去来,学农又学圃。蕉叶风玲珑,昨夕雨如注。青山白云中,大有吟诗处。”这首诗以“腹鼓三日醉,身肥五石瓠”状其形;“好官誓不作,眇匡讹难顾”言其心;“饮墨常几斗,对纸豪一吐”喻其艺,足见吴昌硕览此画像后感慨颇多,诗中他以陶渊明自况,而此画正是吴昌硕摆脱了官场,厌恶世态炎凉,不求荣华,像陶渊明一样学农学圃的真实写照。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吴大澂请缨赴山海关,督师北上御日,邀吴昌硕为幕僚,吴昌硕毅然抛去田园生活,参佐戎幕。任伯年对此壮举很是钦佩,1895年去世前,曾为吴昌硕作《山海关从军图》和《棕荫忆旧图》纪念。“昨夜梦中驰铁马,竟凭画笔夺天山。”任伯年所作的这两幅肖像道出了自己和以吴昌硕为代表的文人的爱国心声。吴昌硕一介文人弃笔从戎,可见其勇气之大,并且深刻认识到责任之重。

从现存吴昌硕的照片来看,他并不是一个形象很独特的人,也不是相貌特别完美的人。二人从1883年相识,到1896年任伯年去世的这十三年间,任伯年为吴昌硕画像如此之多。这些创作,既不是受到委托,也不是任务。为何画了这么多?而且每张毫不雷同,风格一变再变,他将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吴昌硕表现的丝丝入扣,风采毕现,就像是给吴昌硕这个文人的生涯“立传”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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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篆刻   《画奴》

任伯年和吴昌硕两人的家庭出身不同,风格更是各有千秋。一个是经商之家,以绘画作为谋生手段。一个是出身文人家庭,书画印学为自身修养。这样两个人却惺惺相惜,维持了一段十余年的友谊。吴长邺的《我的祖父吴昌硕》书中提到“先父常对人是如此说‘任伯年和吴昌硕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吴昌硕开始画画比较晚,最早一直是进行书法创作,任伯年曾为他指点绘画之后,开始以金石入画,形成自我风格。据《小阳秋》记载:吴昌硕当时跟任伯年学画时已经五十岁了,任伯年为其示范,只用寥寥数笔画梅竹,吴昌硕带回去日夕临摹,画了很多之后让伯年评改,任伯年根据吴昌硕善于书法这种优势,建议其用篆籀文画花鸟,用草书技法画枝干,从中得其奥妙所在。任、吴二人经常谈艺论道,切磋画理,不但画艺共同提高,而且相处十分融洽。吴昌硕十分敬佩任伯年,总是尊称任伯年为伯年先生。在后来为任伯年画的册页《画树长春》上题款写道:“伯年先生画名满天下,予曾亲见其作画,落笔如飞,神在个中……”吴昌硕为任伯年刻的那枚“画奴”朱文印,其旁有吴昌硕铭刻的款识“画水风雷起,画石变相鬼,人或非之而画奴不耻,惜哉世无萧颖士”,也体现了他对任伯年的敬佩之情与知遇之恩。1895年任伯年去世,吴昌硕由姑苏奔沪,抚尸大恸。作诗哭之:“海上微官等匏系,日穷画理逐先生。武梁祠古增游历,金石声高出性情。脱剑今朝惭季子,读山何地起长蘅。风流己矣应蜷舌,涕泗阑干对月明。”并撰挽联:“画笔千秋名,汉石随泥同,临风百回哭,水痕墨气失知音。”

当然,“亦师亦友”的关系也不是单方面的,任伯年不善交友,而吴昌硕的交友能力让人吃惊,他的朋友圈都是那个动乱时代新思想的敏感者。任伯年也通过吴昌硕结交了各种社会名流,互相交流,也提高了自己的知名度。但即便如此,恐怕还不足以解释为何任伯年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为吴昌硕塑像。

任伯年为吴昌硕画像的时间大多是在19世纪90年代,当时的中国正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时的任伯年悲愤之情都表现在他的作品上,他没有表现静止的纯粹自然的景象,而是参与到生活实践中,不带任何功利性地为吴昌硕塑像。众所周知,吴昌硕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文人,在和任伯年交往这十年里,吴昌硕虽潦倒失意,酸寒卑微,却有着一颗忠贞爱国的心,只要国家需要他的时候,他便挺身而出。“士”的精神传统、爱国的情怀是刻在文人骨子里的。任伯年也有着强烈的现实参与感,虽然他经常流连于鸦片馆,但是也多是这个时代造就的无奈与躲避现世谋求一点慰藉。但他清楚地意识到,吴昌硕作为一个时代文人的代表,为他塑像就是给在这个时代的文人造像。“铁肩担道义”的精神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在救国于危难之时都会达到高度的一致性。因而任伯年所画的吴昌硕,并非单单是“吴昌硕的画像”,他用他手中现实主义的画笔,为吴昌硕立传,更是为这个社会塑造出时代的最强音。

北京画院理论研究部 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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