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元的画——真美
文｜胡越
古元是中国现代新兴木刻著名版画艺术大师，“中国艺术中一卓绝之天才”（徐悲鸿语）。1996年8月16日，《人民日报》刊发新华社《杰出的人民美术家、美术教育家古元同志逝世》的报道，对古元一生的光辉业绩给予了高度评价。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著名诗句，人们这样评价这首诗“在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环境中成长，并为爱情讴歌。”将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将人民的自由与解放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无论生命抑或爱情。这就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者们共同的心声。作为一名追求民族解放的战士，裴多菲以诗为武器，在斗争中不屈不挠，这首诗集艺术、思想以及时代感三者为一体，达到了最高艺术成就，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极其宝贵的文学遗产。敬畏生命，崇尚爱情，尊崇民族利益与自由，这是追求崇高人生价值的高度人文精神，这便是“美”。
新中国美术奠基人之一、著名美术家蔡若虹在纪念古元逝世两周年题诗中写道：“幸有尖刀记岁华，艰辛日月乐观花。文盲课本初相识，武器锄头是一家。形象思维皆出色，画图人品两无瑕。相随半百难分手，怅望苍空忆落霞！”一首诗，将古元的一生写得淋漓，古元以刻刀为武器，为黑暗中的民族振骨摇旗。
裴多菲、古元，他们都是拥有这样精神的人。
1919年，古元出生于香山县唐家湾镇那洲村（今属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镇人杰地灵，民国政府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一大批历史名人都生长于兹。古元大部分的童年记忆都与这个村庄息息相关，他的绘画也起源于这里。“和气致祥百忍成金处世端资退让，厚德载福惟善为宝持身贵养谦光”是古家的祖训，良好的家学祖训也成为古元一生为人、为师、为艺的道德标准。
古元自小痴迷画画，有时间就一个人跑到村里祠堂观赏壁画，小手还在画上不停描摹，常常一呆就忘记时间。上学以后的古元更是醉心绘画，他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坚持参加美术学习班，到图书馆看画册，还经常和习画的同学一起背着画具，拿着水彩颜料去郊外写生，这几乎是他唯一重要的爱好。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广州也惨遭日本战机的轰炸，古元就读的广雅中学被迫停课，古元只能返乡，在一家学校里担任代课老师。教学之余，他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拿起手中的画笔，绘制一些抵制日寇暴行的宣传画，张贴在村里的大街小巷。后又主动申请去往他心中的圣地，黑暗中国大地上的一片曙光、一线希望——延安，加入抗日宣传，真正为抗日救国奉献自己的一分力量。这样的勇气是很多人都没有的，他那追求自由的理想，不得不让人敬佩。自由，走向自由，便是古元艺术的精神所在。
18岁的业余画家古元离乡背井奔赴陕北延安时，大约没想到延安物资供应困难到所有画画的材料纸张、颜料都没有。当地唯一可以提供的材料是木板，纸与油墨可以自己制作。并且当时延安学绘画的画种只有版画一种。1939年1月，古元进入延安鲁艺，成为鲁艺美术系第三期学员。
鲁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而创办的一所综合性文学艺术学校。1938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领衔，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人联名发出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文中说，艺术是宣传、发动与组织群众的最有力的武器，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已是不容稍缓的工作，因此创立鲁迅艺术学院，要沿着鲁迅开辟的道路前进。
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正式成立，毛泽东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他说：“要在民族解放的大时代去发展广大的艺术运动，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导下，实现文学艺术在今天的中国的使命和作用。”4月28日，毛泽东在鲁艺发表演讲时说：“鲁迅艺术学院要造就具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斗争经验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文艺工作者，这三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便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我始终认为，古元以他的一生在践行毛主席对伟大的艺术家的要求，他做到了。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鲁迅，讲起版画，大部分人是陌生的，更遑论说鲁迅与版画的关系。1931年，鲁迅倡导新兴木刻，开始有了我国创作版画，我们称之为“新兴版画”，鲁迅从欧洲引入创作版画，更在于他着眼于一种艺术精神，一种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在当时中国社会的背景，鲁迅的行为可以说是倾向于“为社会而艺术”。这对古元的影响是十分巨大。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版画仍然是“古代复制版画”，两者不仅在制作技术上有很大差异，而且艺术功能与现实意义也有本质的区别。“新兴版画”的诞生，源于中华民族有识之士的觉醒，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广大人民群众的命运血肉相连，它是中国革命文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30年代左翼美术的主力军。版画家是以艺术家和革命战士的双重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他们以刻刀为武器，揭露当时中国的黑暗，在思想教育战线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39年，进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不久的古元创作了他的第一套木刻连环画《走向自由》。故事讲述了贫苦农民在饱受地主压榨、资本家剥削、日寇侵略之后，最终蜕变为一名革命战士的历程。这套版画带有珂勒惠支作品的痕迹，但它所彰显的精神力量使其成为古元作品中非常具有分量的创作作品。这套木刻中有一幅《善良人遭毒手》，直陈所有中国人最不能忍受的悲剧，也正是这样的悲剧，最终演变为压垮中国人的那根稻草，激起广大劳苦大众奋起反抗。这套连环画不单是一套十六幅的黑白木刻，它代表着一个二十岁的中国青年对剥削侵略者的仇恨、反抗压迫的决心和期冀未来的希望。
一年多以后，古元在鲁艺的学习结束，被分配到延安县碾庄乡做文书，这一份平凡的工作使他第一次真正融入农民大众，也为他艺术风格、技法的转变奠定了基础。创作版画引自欧洲，所以古元的版画是带有浓厚的西方痕迹的，特别是一些作品，有着强烈的光影层次，追求灰色调的变化。而农民不喜欢西方那种“阴阳脸”，他们喜欢像剪纸这种单线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作品。想要在群众中广泛传播开来并得到喜爱，首先要符合广大群众的审美，也正是这段经历使古元的艺术作品更趋于生活化的气息。
能够为建设自由、幸福的生活尽一份力，对古元来说是莫大兴奋的，然而当地老百姓知识水平、识字有限，做起宣传工作来十分不易，于是古元想出“看物识字”的办法：把农民常用的农具、养的家禽等画成小卡片，把小卡片放在相应的地方，比如“鸡”就放在鸡窝，“猪”就放在猪圈。慢慢的，他总结出农民喜欢什么图案，欣赏什么画风。古元利用自己掌握的版画创作技巧，根据他所观察到的农民所喜爱的表现方式进行创作，从立意、构图，到整体效果，娴熟自如，画面统一，点点滴滴入木三分。古元在碾庄经常要做结婚登记、离婚手续办理等工作，对党的婚姻政策在基层的实施有深切体会。于是古元创作了几幅以离婚、结婚为主题的作品，包括《结婚登记》《离婚诉（一）》等。这在旧时代是无法想象的，婚姻自由是新时代区别于旧时代的重要体现，这既是共产党的大政方针，也是女性地位提升的标志，更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幸福美满。古元选取这样的题材，说明他在尝试把艺术创作深入基层、深入民众，与百姓生活、新生事物、党的政策相结合。这些题材的选择，看似就是农民生活间“鸡毛蒜皮”的事，却无一不反映延安地区的新政策、新面貌。从普及选举到改革、抗日、统一战线，都是古元朴实生动的作品题材。从“平淡无奇”中揭示平常背后的深意、于小事中见大政是古元的特长，也正是他艺术风格最为闪光的展现，以喜闻乐见的方式实现艺术服务革命、服务群众的宗旨，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这大概是我们今天最为缺乏的气息。
时代性，是古元作品里的根基，他区别于假大空的浮躁，善于捕捉时代里深刻的历史价值，古元的《逃亡地主归来》可以说是他具有代表性的创作，为什么这样说呢，抛开技法不谈，这件作品通过对人物动态、表情的处理，甚至马、狗、远景的刻画，将地主一家内心中的纠结不安显露无疑，不仅揭露出抗日战争中统一战线问题的复杂性，体现出事件矛盾性，其艺术作品所反映出的深刻的历史价值也值得我们今天深思。
古元所留下的大量表现群众劳动、生活的场景的版画作品，成为今天的我们了解往昔岁月的重要途径。不仅如此，古元坚持“艺术为人民”的艺术思想，从劳动人民生活中汲取营养，以农村农耕文化题材，用丰富的艺术语言及成熟的表现技巧，彰显地域特色，反映时代脉搏，展现各时期里农业文明发展的状况和成就。
古元的艺术风格，是由“黑古元”转向“白古元”，“剔黑成白”也算是延安地区版画家的一个特点，当时在重庆等地十分活跃的李桦、王琦、陈烟桥等则都是以黑调为主。艺术的发展从根源上来说是精神的发展，技法不过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改变，没有凭空而来的东西。我一直试图忽略古元先生的创作技法，去追溯他的思想精神，我认为当代社会所缺乏的即是这样一种精神，正是有了这样的精神才能称之为“美”。
“黑古元”或者“白古元”，都只是古元所追求的不同艺术表达手段，像《人民的刘志丹》《烧毁旧地契》等，黑白对比的关系也是为了营造场景性的戏剧效果。除了题材的服务功能，在不断的实践中，古元更注重与提升作品的本体冲击与力量。但这说到底仍旧是以服务时代宣传为根基的，因为一切手段的改变都只是为了更好的达到宣传目的。
古元十分崇敬鲁迅先生。他的女儿古安村讲，父亲多年来的心愿就是希望为鲁迅先生的文章作几幅插图，他五十年代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就是《祥林嫂》，画稿前后共作了十几幅，那段时间父亲基本不说话，全身心的都在考虑每个细节的刻画。
我第一次见到古元的作品便是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语文课本插图《祥林嫂》。当时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不知道如何去形容，直到后来看到中央美术学院原副院长，美国麦克阿瑟“天才奖”等国际大奖获得者，古元的学生徐冰的描述：看他木刻中不过两寸大小的人物，就像读鲁迅精辟的文字，得到的是一种真正的关于中国人的信息。让我们懂得我们这“种”人根本上是怎么回事。如果说古元展现给我们的是生活中的中国人，那其他许多人的作品展现给我们的则是话剧中的中国人。古元的人物版画就是这样的感觉，这不是单纯的炉火纯青的技术所能展现的，更多的是创作者精神内核的凸显。
古元是个不浪漫的人，他的作品里是找不到什么浪漫主义色彩的。但是，他版画作品里的自然、真诚、朴素却紧紧的扣住了观者的心。
如果说古元版画作品的革命性是他追求自由的展现，那么他的水彩作品的自然性就是他的初心。在平凡的世界发现不平凡的美，这就是古元。
古元以版画享誉画坛，但古元最早画的是水彩画。从五十年代开始，古元的水彩作品渐渐增多。古元的水彩画非常讲究意境，他的水彩画脱胎于传统中国水墨画，以意境为第一，不以景色表象为目的，更不会像西方绘画一样计算光色的变化，他在以版画的创作经验与感悟，融水墨精神于其中，寓景于心，概括提炼，从而达到简练寂静之美。古元曾撰文自述：“我作水彩画大部分是在室外写生，到大自然和人们生活中寻求意境，通过淋漓的水色来抒发内心的情意，力求情境交融，给人健康的、美的感觉。”
很多艺术工作者，他们的理论是高于实践的，而古元，他的实践是契合了他的理论的。我们从他的水彩作品里体悟到的自然清新、健康美丽，都是那样的和谐轻柔，符合我们对一切美好的憧憬。
虽然青年离家，但古元对家乡一直念念不忘。他的刻刀他的笔，都是源于家乡的滋养，珠海唐家前环、共乐园等名胜都留下过他少年时写生的身影，点点滴滴都是他饱含的深情。在他的画稿里，有他一生对家乡山川风物的思念。
1940年，日军入侵珠海，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古元父亲被中断侨汇，经济无援，家乡又闹饥荒，其夫妇二人和三名子女因饿病而相继去世，古元短时间内失去了多名亲人，成为他一生的隐痛。但他的乐观与坚强让他将所有同胞都当成至亲一样，为他们为自己而战斗在宣传一线上。
1983年，古元回乡看到故居里双亲的肖像因年久模糊，立即重新素描了两幅画像，用自己最擅长的画笔，无声地表达着对父母的思念。
古元的作品具有抗日战争时期抗日部队和敌后民众朴实的战斗与生活的鲜明时代性，饱含追求自由与民族解放的崇高精神，鲜明民族、地方特点的独特艺术风格，他的作品包含了所有“美”的元素，从艺术的角度上，他是不容忽视的人民艺术家，从民族发展来说，他是民族的战士，值得我们铭记与尊敬。
美，丑，不在形式的展现，而在于精神思想的表达。然而，在这“观丑”的时代，“美”显得有些局促，它在时代里面目全非。当代美术界的审美迷茫，使各种创新探索都显得苍白无助。“技有余而心不足”，是当代美术工作者的通病。我相信我们今天在艺术上的探索是绝对不缺乏的，我们缺乏的是时代脉络的把握，是艺术家内心精神人格的升华，艺术价值与人生价值从来不可分割。
“我始终都在寻找古元魅力的秘密，原来这魅力不仅在于他独有的智能及感悟，而且在于他所代表的一代艺术家在中国几千年旧艺术之上的革命意义。不仅是其艺术反映了一场革命运动，而且重要的是一切有价值的艺术家及其创作所共有的艺术上的革命精神，实际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前卫’精神。我始终不知道该如何称谓这种精神。把古元与‘前卫’放在一起谈，人们会不习惯，但说法不同，核心是一个，即对社会及文化状态的敏感而导致的对旧有艺术在方法论上的改造。”
这是徐冰在《懂得古元》一文中所写下的话，我始终认为他是最懂古元的人。
古元（1919—1996），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镇那洲村人，著名美术家、美术教育家。1939年入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是抗战时期延安木刻版画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作品有《减租会》《烧毁旧地契》《人桥》《刘志丹和赤卫军》《枣园灯光》等。出版有《古元木刻选》《古元水彩画选》等。曾参加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历史画创作。历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协会副主席，中国版画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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